从宁夏到广州，这条路有去有回

从宁夏到广州，这条路有去有回

—— 记广东新师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、副主任李雯琪

一箱枸杞

广州，一间会议室。快递纸箱被拆开，里面是宁夏中宁的枸杞，还有几瓶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。李雯琪律师一瓶一瓶分给同事，留几瓶，说这个给客户。她讲产地，讲年份，讲那片地为什么能长出这样的果子，语速不快，每一句都落在具体处：几月的日照，什么土质，谁家种的。讲这些的时候，她的口气跟讲一个案子的事实部分是一样的——不渲染，只把关键的东西摆出来。

这样的场景在广东新师律师事务所不算新鲜。茶水间里出现西北的物产，一开始大家觉得稀奇，后来成了惯例。但这不是代购，也不只是礼节。李雯琪是这家所的创始合伙人、副主任，宁夏人，执业多年，经办过上千起诉讼案件。这些年她一直在做两件方向相反的事：把故乡带到广州，把广州带回故乡。

从西北到南方

从宁夏到广州，隔着近两千公里，也隔着两套做生意的逻辑。西北人说话直，做事也直；而广州的公司股权、并购重组、金融纠纷，讲究迂回、留白、把话说到七分。她没打算改掉前者。

见当事人，她不太寒暄。对方讲家族恩怨讲了半小时，她会先把三件事问清楚：钱是谁出的，什么时候出的，有没有凭证。这不是不耐烦——上千起案件办下来，她太清楚哪一句话是承重墙，哪一句话是装修，省下来的时间要留给判断。

她的业务面铺得很开：公司股权、房地产与建设工程、金融与借贷、并购重组，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议解决。这些领域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发生在人和钱最紧张的时刻，当事人找到她的时候，事情通常已经乱了。一个能在混乱里迅速找到承重墙的人，靠的不是口才，是见过足够多的塌方。

硬数字，和数字后面的东西

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被债权人追偿九百余万元，一审不利；二审改判，股东不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。这类案子的胜负手，在于公司财产是否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，举证的分寸差一点，结果就是两个方向。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，借款合同纠纷叠加股权买卖合同纠纷，调解、强制执行、执行异议一路走完，三个月内拿到七千余万元执行款；执行是最考验律师的一环，判决拿到手只是开始，钱到账才算结束。广州仲裁委员会的房产纠纷系列案，她代表业主一方，为多名业主争取到退房，以及累计一千余万元的违约金。

类似的还有几件：中介合同纠纷，代理房企作为被告，最终无需承担六百余万元的付款义务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，为客户减少赔偿三百余万元；一家境内知名投资机构旗下的投资主体，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纠纷，标的额一千余万元，胜诉。数字很硬，但数字本身说明不了方法。

非诉那一栏更能看出她的路数：为广东省内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做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，逐家出具法律意见书，一家一家挂上去；参与奥园集团（广东）、佳兆业大湾区实业发展、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、广东海伦堡地产集团子公司等多家地产企业的项目；为各行业客户做合规尽职调查、内控风险审查、合规制度设计、咨询培训与合规事件处理。她还是广东省并购重组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广州市金融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。

把这些摊开看，有一条线很清楚：她做的事，本质上都是在不同的主体之间、不同的地域之间，把资源放到它该在的位置上——把错的股权结构纠正过来，把卡住的执行款放出来，把一家企业送上股权交易市场，把一场并购里的风险提前切开。这条线后来一直延伸到了近两千公里外。

她的合伙人，都去过宁夏

每年枸杞成熟的季节，她会带几位合伙人回宁夏。不是考察，也不完全是团建：摘枸杞，骑马，往沙漠里走一趟。

摘枸杞要赶在日头毒起来之前，天亮前下地，太阳一高就得停，温度上去果子就软，一压就破，一年的收成折在这一天。这种细节，坐在广州的写字楼里看财务报表是看不到的。但一个律师要服务农业企业、服务西部的实体产业，看不看得见这个细节，差别很大：他理解的现金流紧张、季节性风险、抵押物估值，到底只是纸面上的词，还是地里的果子。

骑马和进沙漠是另一回事。西北的尺度跟南方不一样，开车两个小时还在同一个县，天黑下来四周没有一盏灯，人在那种地方待过，对周期和无常会有另一种体感。见过之后再看项目，很多东西就不只是纸面上的词了。这不是情怀，是认知被撑大了一圈。

然后是她把宁夏带回来。枸杞、葡萄酒，分给同事，也送客户。她递过去的时候会顺带讲一段产区的故事——贺兰山东麓的酒这几年在国际赛事上拿了不少奖，很多人并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的产区。一瓶酒成了一个产区的名片，一包枸杞成了一次对话的开头；客户原本只是来处理一桩纠纷，走的时候对西北多了一点具体的印象。

这些动作看起来是文化传播，实际是认知的输送。人真的见过那片土地，才谈得上理解那片土地上的人在焦虑什么。

把广州带回去

2025年10月30日，广东新师（银川）律师事务所正式设立。选址银川，业务板块与总所保持一致，建制按总所的标准搭建。

为什么是银川？因为西北的企业需要的，不只是一个懂本地的律师。他们需要的是懂东部规则、懂资本市场语言、懂并购重组怎么打的人。一个宁夏的企业想引进东部资本，它面对的不是本地法院的一纸判决，而是一整套陌生的规则：估值怎么谈，对赌怎么设，尽调清单有多长，交割条件写在哪一条。这些事在广州每天都在发生，在银川还很稀缺。反过来也一样，东部的资本想进西部找资源、找项目，最缺的同样是那个能把两边的话翻译成同一套法律语言的人。

银川分所就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个节点。这件事不该写成衣锦还乡——挂牌那天如果只讲乡情，格局反而小了。它真正的分量在于：把一套在珠三角被反复验证过的服务能力，搬到一个还没有这套能力的地方去。一家律所开分所，通常是为了市场；这一家，一半是为了市场，一半是为了把路修通。

这条路，有去有回

枸杞从宁夏来，方案往宁夏去。同一条路，两个方向，走的是同一个人。

从宁夏到广州，她是为了学本事；把本事带回去，是因为那边需要。中间这些年，她办过上千起案子，拿过七千余万元的执行款，也在枸杞地里站过清晨。这条路会走到什么时候，其实不用问——一家所在两个省区之间来回，本来就没有终点，两头都连着家。